起底“套路貸”的花招與暗網(上篇) 被“套”住的人生

“低利息、無需抵押、快速放款”的廣告,在移動互聯網上隨處可見;受害者不假太多思索邁出了“借款”那一步,從此自己的人生便被一連串套路“套”住。到底是騙子太“高明”,還是公眾缺防備,抑或是監管出了漏洞?記者調研發現,日益猖獗的“套路貸”有着令人防不勝防的花招與暗網。

騙到一萬元,覬覦一百萬

起底「套路貸」暗網:APP有AB面,A面教做菜,B面放網貸 新聞 第1张

2018年3月,大學生李麗麗不小心弄壞了同學的手機,得掏錢賠給人家。以往需要錢的時候她都是向父母開口,但這次,李麗麗打算自己搞定。

給她信心的是網貸平台。李麗麗下載了一個叫做“米貸金融”的App,此平台宣稱無需抵押,“秒放款”,正合李麗麗心意。但李麗麗要付出的代價是,將手機通訊錄向網貸平台開放。

當李麗麗填完個人信息並提交的那一刻,她還預料不到這會給她和家人帶來一場怎樣的噩夢。

很快有業務人員與她聯系,在簽了一份手機租賃合同和其他一大堆看不懂的合同後,李麗麗成功貸到3000元,但到手只有2100元,其餘900元是利息,已經事先扣除——這就是此種放款方式必有的“砍頭息”。李麗麗需在一周內還掉3000元本金,逾期要繳納逾期費,每天300元,也就是本金的10%。

李麗麗逾期了。一發不可收拾的悲劇由此開場。接下來一年裡,李麗麗通訊錄上的常用聯系人全“瘋”了。她的家人、舍友、老師,包括一個遠房表哥都因為受不了騷擾,多次更換電話號碼。但催收公司的陰雲始終籠罩在他們頭頂,每當他們新換了號碼,催收的電話馬上就會打來,繼續騷擾。

一年時間里,李麗麗的父母為她償還了59萬元的利息及罰金,但居然還欠着米貸金融20多萬元。感覺李麗麗榨不出什麼油水了,這個團伙便將其劃歸為“無效客戶”,但這不意味着放過了她。李麗麗的信息被轉賣給另一家類似平台,催命一般的電話繼續撕扯着李麗麗的世界。到警方介入時,李麗麗父母已經為她的一時沖動付出了70多萬元。

“從被‘套路’直到報案,她幾乎遭遇了所有的軟暴力催收手段。”偵辦此案的蘭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隊十大隊警官張怡說,“套路貸”不是在受害人身上騙一筆就收手,而是不計後果地榨乾受害人。“你兜里有一萬,騙子騙完拉倒,是普通詐騙;你兜里有一萬,騙子想騙走一百萬甚至幾百萬,就是‘套路貸’。”

釣鉤有倒刺,上鉤難脫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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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路貸”案件中,受害人往往意識不到自己陷入了“套路”。更有人認為,天底下沒有借錢還不上的事兒。

2018年的一天,一通訴苦電話打破了復員軍人魏大海原本平靜的生活。電話是昔日戰友打來的,訴說了自己在一家網貸平台借款被“套”的經歷後,戰友臨掛電話時反覆叮囑魏大海千萬不要在宣稱“無抵押、低利息、秒放款”的網貸平台借錢。魏大海覺得沒有借錢還不上的道理,最後就說了3個字“看我的”。

為了證明給戰友看,魏大海當天晚上就用手機下載了一款網貸App,簽了一份“空白合同”。網貸平台第二天根據他提供的個人信息給予2000元的額度並放款,借款期限7天。

還款日轉瞬即到,魏大海還真沒準備好錢。催債人一口一個“大哥”叫着,向他推薦另一個網貸平台,說是可以“借錢還錢”。

魏大海毫未察覺自己落入了“套路貸”最要命的一個陷阱——“轉單平賬”。催債人介紹的新網貸平台與其所在的“套路貸”公司多為同一團伙開辦,或有合作關系。魏大海在新平台借了5000元,借款期限也是一周。

又到還款日,魏大海把5000元準備好,但催款人消失了,電話一直無法接通。問不到還款賬戶還不上錢,魏大海急得團團轉。等到電話接通,他已經再次逾期。催款人告訴魏大海,自己的電話暢通,是魏大海的電話出了問題,因此要對逾期負全責,否則他將向法院起訴。

就這樣,魏大海在轉單平賬的“連環套”中越陷越深。

因扛不住夾帶種種騷擾恐嚇的巨大還款壓力,魏大海向家人坦白了自己的沖動,家人為其償還了“借”下的21萬元。只是,好面子的魏大海向家人瞞報了一筆8000元的“債務”。就是這8000元,再次讓魏大海一家陷入“套路”。不到一年時間里,魏大海及家人累計向各平台借款32.6萬元,還款69.1萬元。

織就蜘蛛網,只待可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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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州市公安局一位領導介紹,“套路貸”犯罪在2017年只有零星幾起,不少地方的公安部門並沒有把這種犯罪形式納入打擊視線。就在2018年,“套路貸”忽然到處露頭,案件受害人數和涉案金額早期只有十幾人、幾十萬元,如今往往涉及十幾萬人、幾十億元。如2018年7月酒泉警方破獲的一起“套路貸”案件,涉案金額4億元,在外省抓獲的涉案犯罪嫌疑人用火車運回來好幾車廂。

尤其讓人不寒而慄的是,“套路”不但縛住許多受害人的生活,還縛住了他們的頭腦。不止一位還不起借款和利息的受害人轉而“賣身還貸”“為虎作倀”,成為加害者的一員。

李麗麗被騙案件涉案的一家天津網貸平台中,有位被抓獲的犯罪嫌疑人王坤。先前,家境貧寒、父母離異的他,由母親做家政供到了大學。為減輕母親壓力,2018年王坤從網貸平台借款3000元用於交學費,並計劃通過勤工助學還清貸款。沒成想,這3000元轉眼滾成了9萬元,遠遠超出王坤償還能力。

無奈之下,王坤的母親想方設法幫兒子還債,但只能還上5萬多元。為將剩下的“欠款”一筆勾銷,在貸款平台業務員的遊說下,王坤辦理休學,加入該“套路貸”公司“打工”還貸,由此走上了犯罪道路。

隨着警方掌握的“套路貸”團伙情況日益充分,大家發現,此類團伙的“人事制度”確實大有乾坤。不但善於把原本的放債對象轉化為“業務骨幹”,團伙內部分工協作的“蜘蛛網”也相當發達。

他們為了逃避公安機關打擊,會把業務外包給多個催收公司,如果公安機關查到某家催收公司的違法事實,他們便馬上斷絕與該公司所有聯系,物理“隔斷”,給公安機關偵查製造了相當大的障礙。業務觸角最發達的公司,外包網絡由24家公司組成,可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所涉受害人與犯罪嫌疑人均為化名)

起底“套路貸”的花招與暗網(下篇) 魔高已一丈,道高才五尺

隨着警方偵查的深入,“套路貸”危害性更隱蔽的一面向世人揭開面具:如今,眾多“套路貸”團伙不僅以“互聯網企業”偽裝自己,更讓大數據等智能化技術成為為虎作倀的手段。面對技術含量日增的新“套路”,如何讓廣大群眾不再兀自感慨“魔高一丈”,打造效度力度兼具的全鏈條監管體系,當是監管部門必須認真對待的頭號課題。

“套路”的“技術含量”:App也分AB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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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程程是一家咖啡連鎖店的工作人員,生活原本平淡而安靜。

2018年9月的一天,她用手機下載了一款做菜的App,利用上班間隙偷瞄了幾眼,把自己喜歡的幾個菜式收藏下來,打算下班後學一下。沒想到,回到家後這款App卻“變”了,做菜的內容全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滿屏“網貸”App鏈接。

袁程程有點莫名其妙,隨即關閉了App,但映入眼簾的“秒放款”“無抵押”“輕松還貸”等字樣,一直在她心裡揮之不去。幾天之後,袁程程又打開了它,點下了申請貸款的按鍵。

袁程程只借了4500元,但在以後的3個月時間里,被迫在十幾個“網貸”平台轉單平賬,先後還款6萬多元,債務卻越欠越多。一天之中,袁程程會接到幾十個甚至上百個催款電話,“每天一睜眼,就想着怎麼能籌點錢還上,好把今天熬過去”。

就在袁程程輾轉各個“套路貸”平台轉單平賬的同時,2018年12月,蘭州警方的網絡技術部門盯上了這個App。警方發現,這個App兼具兩面,一面是功能尋常的App,一面則是“套路貸”犯罪團伙開發的網貸平台,警方把它命名為“AB面”App。

隨着偵查範圍擴大,警方發現,手機應用平台上,這種App還不少。“套路貸”團伙開發了大量的“AB面”App,在平台上招徠用戶的A面提供做菜、旅遊、天氣、閱讀一類功能,B面則暗藏“套路貸”貸款平台入口。什麼時候讓用戶看A面,什麼時候切換到B面,都由後台控制。一個App往往連接着幾十個“套路貸”平台。

一種警方聞所未聞的App,拉開了一宗“套路貸”要案偵查的序幕,這就是“2·12”案件。隨着案件背後犯罪團伙逐漸現出原形,一系列頗具“技術含量”的“套路貸”手段浮出水面,既讓人瞠目,更令人深思。

“套路”的“智能程度”:大數據用來耍花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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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蹤‘套路貸’的時候,深刻感受到‘知識就是金錢’。”蘭州警方一名民警開玩笑地說。

參與“套路貸”的不法分子有的有大型網絡公司工作經歷,從業經驗豐富;有的做過網絡公司的個性推廣;有的是互聯網金融專業人士出身;還有的諳熟現代企業管理……讓他們走到一起的,除了對暴利的渴求,還有各自在從業中發現的互聯網金融行業的風險與漏洞。

“現在的‘套路貸’平台越來越‘正規’。”蘭州市公安局副局長王俊峰說,這些公司不乏入駐高檔寫字樓者,有的甚至披上了“互聯網企業”的華麗外衣,更不必說內部組織架構已經相當嚴密,分工井然,平台維護部、業務部、財務部、法務部等一應俱全,還引入了前、後端風險防控機制。公司風頭之盛,到了吸引不知情的當地高校前來設立學生實習基地的地步。

王俊峰介紹,以前“套路貸”是撒網式騙人,在各個網上平台無差別散布“低息無抵押快速貸款”信息,等待借款人主動聯系。現在他們大量開發網絡應用,並且用上了大數據分析技術,一旦用戶下載“上鉤”,便把獲取到的用戶信息運用大數據模型加以分析,區分其“可騙價值”,以便精準“套路”。

蘭州市公安局技偵支隊大隊長李剛介紹,“2·12”特大“套路貸”專案中,涉案的“套路貸”公司利用“AB面”App和其他手段非法獲取了482萬人的個人信息,給什麼人看A面,給什麼人看B面,都是根據受害人信息“精確計算”得出的。比如,同一個“AB面”App,北京、上海和廣州三個地區人下載後只能看到A面,因為這些地區的人受教育程度相對較高,行騙得手不易;對公檢法工作人員及其家屬也顯示A面,因為這些人有相關的違法行為辨別能力,“惹不起”……

專家分析“2·12”特大“套路貸”專案後台數據發現,我國一個縣有19位用戶,曾在這個公司的App上申請了十餘次借款,一分錢也沒借到。警方懷疑,這19人可能是專業“擼貸”團伙,專門從“套路貸”和其他網貸平台騙取貸款。“套路貸”團伙雖然不了解這些人的具體情況,但大數據分析卻能讓公司貸款審核系統把他們“拒之門外”。

“借款要先通過公司風控系統審查,我們會讀取借款者的通話記錄和通訊錄,如果發現裡面有催收公司的電話,就不借了。”“2·12”案件主要犯罪嫌疑人王某某說,他們還引入人臉識別系統,來驗證借款人提供的身份證信息是否真實。

甘肅警方破獲的“套路貸”案件顯示,“套路貸”公司拿到借款人的隱私信息後,會根據手機通話記錄列出與借款人關系親密者排名。這些數據都會上傳後台,催收公司獲授權後可登錄查看,以此決定打借款人哪個聯系人的電話,或者採取哪種方式催收。

不管什麼貸,監管責無旁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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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貸、車貸……如今,各種消費貸款已成為人們生活中耳熟能詳的名詞,帶動了年輕一代為主體的社會人群形成更開放的金錢觀,超前消費需求日益上升。在正規貸款機構門檻過“高”的情況下,這一群體就為不法網絡貸款機構的生存提供了土壤。

問題還有更值得反思的一面。正如蘭州財經大學副教授程貴所言,多方位的監管缺失,更為這些網貸機構違法犯罪提供了直接的可乘之機。

首先,2015年出台的互聯網金融指導意見只是原則性規定網絡借貸業務由銀監會監管,而未明確網絡借貸行為的性質,這就使得該行為的諸多新變種難以納入我國金融行業“一行三會”監管體系,這是監管缺失的源頭。

其次,針對網絡信貸,工商、金融、網絡監管等部門按照各自職責和權限享有不同管理權,然而由於網絡信貸的隱秘性及其所依託平台的高科技特性,各部門現有管理手段往往難以適應,部門間協同更不易實現,這就造成違法網絡信貸只要披上新“馬甲”,就有可能逃脫監管法眼。

監管缺失,折射出相關法律法規的滯後與缺位。

蘭州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祝偉介紹,網絡金融作為金融創新的產物,產品與服務推陳出新的速度確實令法律法規出台的腳步望塵莫及,“時間差”始終存在;法律法規的滯後又使得監管部門在實際工作中每每感到責權不明晰,猶豫之間缺位已出現;我國目前出台的網絡金融監管法規大多由地方政府制定,層級低、針對性過於具體,難以統領需要多部門協同監管的種種新生復雜現象。

更重要的是,長期以來我國關於民間借貸與網絡金融的法律規定,零散分布在種種行政規范性文件和司法解釋中,性質界定多不夠明確,缺乏必要的配套實施細則,操作性不強,對迅速準確判定貸款方是否構成違法犯罪有一定障礙。

採訪中,一些司法部門人員告訴半月談記者,直至“套路貸”上網跨域、量大面廣等特徵不斷顯現後,司法部門才意識到這是一類危害嚴重的違法行為。早先有人就網上貸款被“套路”報案時,有些地方的司法部門都不敢接案,因為貸款合同齊全、事實清楚,難以判定其犯罪性質。

警方新近破獲的“套路貸”案件中,雙方當事人繞過貸款平台,利用社交媒介取得溝通,實現交易,規避交易備案等相關義務,有效法律監管更難落實。

此外,不可忽視的是,網絡金融亂象與互聯網技術快速發展過程中合理監管力度不夠、針對性監管辦法不多深有關系。“2·12”特大“套路貸”專案中,犯罪嫌疑人王某某就曾交代,手機App應用審核雖比前幾年嚴格了,但仍存在漏洞。例如蘋果市場只審核面向終端用戶的一端,不審核服務端。“所以我們想到了‘AB面’設計,在服務端做了一個開關,審核時以A面示人,一旦通過就可切換成B面。”

甘肅省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相關人員建議,打造一套規范而有效率、兼顧靈活性與前瞻性的監管制度才是有效監管網絡金融的治本之策。網絡金融監管,要義在於認識到這是一個全鏈條治理過程,一方面高位階上位法應盡快出台,為全國範圍內監管建章立制;另一方面各部門應以更有擔當的態度,更為自覺的協作,盡力回應網絡金融的新風險新難題。尤其應盡快通過互聯網企業與相關部門通力合作,搭建效度力度兼備的非法金融活動風險防控平台,把非法網絡金融行為消滅在萌芽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