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人:常沙娜 演講地點:人文清華講壇 演講時間:二〇一九年四月

與敦煌的初遇:嚴寒中一頓沒有菜的晚餐

1931年,我出生在法國里昂的塞納河邊上,我出生的地方有條河流名叫Saône,為了紀念我的出生,爸爸和朋友商量,就用這條河流作我的名字。我的中文名字“沙娜”便是從“Saône”音譯而來。也巧了,我爸爸後來一直在地處沙漠地帶的敦煌,人家就說常書鴻很有意思,他的女兒早就起名叫“沙娜”,將沙漠的婀娜多姿結合起來了。

七十多年來,敦煌與我的緣分 【光明網】 自媒體 第1张

常沙娜 著名設計家、教育家、藝術家,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原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院長,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先後參加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徽設計以及人民大會堂、民族文化宮、首都劇場、首都機場、燕京飯店等國家重點建築工程的建築裝飾設計及壁畫創作工作。著有及合編的作品有《敦煌歷代服飾圖案》《敦煌藻井圖案》《敦煌壁畫集》《常沙娜花卉集》等。

常沙娜的父親常書鴻是我國著名畫家,曾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是第一代敦煌守護人,為敦煌的保護和敦煌學的發展作出卓越貢獻,被譽為“敦煌守護神”。

當時在巴黎的留學生成家的很少,都在我們家裡聚會,在我家成立了中國留法藝術家學會。抗日戰爭爆發前,我爸爸在法國已經九年了,當時他學西洋的油畫。一次在巴黎街頭,他看見了伯希和出的《敦煌圖錄》,才知道在自己的祖國還有千年曆史的敦煌,他覺得自己從前只崇拜西方藝術,真是數典忘祖,於是就下定決心要去敦煌。

他先回到中國,後來我媽媽帶着我也回國了。我的第一語言是法語,一開始不會講中文。我回來以後在昆明上了小學,才學會了中文。我的乾媽王合內是法國人,是我媽媽在巴黎學雕塑的同班同學,她嫁給了我的乾爸爸王臨乙,後來也來了中國並入了中國國籍。跟她在一起的時候,我就成了她的翻譯。所以中文、法語我都會。

在重慶,我爸爸就下決心,一定要把我們全家都弄到敦煌去。他先去了那邊,過了一陣子,他就要我媽、我和弟弟都過去。1943年秋天,我們動身了,從重慶出發,坐着一輛卡車到了蘭州,路上前後顛簸了一個多月。到了蘭州以後,歇了一段時間,我媽媽當時快受不了了,因為越走天氣越冷。原來我媽媽是穿旗袍的,到了蘭州以後就完全不適應了,必須要穿上棉旗袍,可是我爸爸卻說:“不行!這還不夠!你們要穿羊皮襖。”於是我就穿上羊皮襖、氈靴,可是還是冷得受不了。在蘭州過了幾天,我們又坐卡車出發,經過武威、張掖、酒泉,一路走下去,越走越冷。那個時候,我弟弟還很小,我12歲,還不懂得旅途辛苦,一路上看到風景變化很大,覺得很開心。但是我媽媽就很難受。在這個過程中我爸爸一方面很辛苦,另一方面還要呵護着我們,包括還要開導我們。

到了目的地敦煌以後,我的第一個感覺就是比蘭州還要冷很多,我那個時候也已經受不了了,更不要說我媽媽和我弟弟了。在敦煌,我們碰見了蘇瑩輝,大家一起又往莫高窟走,那個時候,莫高窟在當地叫千佛洞。從敦煌到千佛洞還要走25公里,一路我們坐着木輪的牛車,走了3個小時。這一路上,我們感覺只有一個,就是敦煌這里太艱苦了,沿途都是荒漠,沙子吹得到處都是。後來我們總結過當時的感受,就是“出了嘉峪關,兩眼淚不幹,前面是戈壁灘,後面是鬼門關”。

那時候,大家的心情都很難受,但是我爸爸特別積極、樂觀。

我今年89歲了,但到敦煌當天的印象,實在太深了。我這輩子都忘不了我們第一次到敦煌時吃的晚餐:就是一碗醋、一碗鹽,每個人有一小碗剛煮出來的麵條。對着這樣的晚餐,我媽媽很尷尬,蘇瑩輝也很尷尬,他們都不好意思問。我年紀小,直接就問了:“爸爸,怎麼沒有菜啊?”我爸爸說:“對不起,這里沒有菜了,只有這些。我來不及準備了,明天再給你們殺只羊,用涮羊肉來迎接你們,你們先安心地休息。”

那個時候沒有蔬菜,我爸爸除了保護敦煌文物,還要防沙,他就說一定要種樹、種菜,並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保護敦煌莫高窟的行動中,提出要讓敦煌永遠地保持下去,首先就要先改善環境。

第二天早晨,天特別藍,我爸爸就拿藍天來說服我媽媽,他說:“你看看天多藍,有了藍天,我們的心情就能好轉。我今天帶着你們去參觀千佛洞。”我第一次進入莫高窟的洞窟里,爸爸勸我媽媽說:“你是留法的,學雕塑的。你看看這里歷代的彩塑,多好啊!”我媽媽從專業的角度看了之後,心情就好一些了,確實感覺到敦煌千佛洞很美。在那個時候,條件很差的情況下,能看到前後10個朝代的古代塑像,是不容易的。當然,我們一天是來不及看那麼多朝代的塑像的。從那以後,我爸爸就慢慢地勸我媽媽,也指導我,我就跟着大人一起看壁畫。著名畫家董希文,當年在藝專是我爸爸教的第一撥學生,他當時也去敦煌工作了,也在那裡臨摹。在他們的影響下,我的興趣也被勾起來了。

莫高窟壁畫覆蓋10個朝代,包括北魏、西魏、隋、唐、宋、元等,其中唐代200多年,分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每個時期的壁畫特色都不一樣。

比如西魏285窟,是很著名的一個代表窟,壁畫內容是《五百強盜成佛圖》,是一個佛教故事。這幅壁畫表現了那個時期的建築、山水,構圖上人大於山,山只不過是作為空間的安排,中間還有各種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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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女供養人(五代61窟),常沙娜1946年臨摹 資料圖片

圖:舞人(初唐220窟),常沙娜1946年臨摹 資料圖片

在對時代的表現上,敦煌壁畫也是很豐富的。這里有我臨摹的兩幅圖,是一個是供養人(參見圖),一個是跳舞的人(參見圖)。通過供養人圖像,我們可以看到當時古人的服裝。

我們研究敦煌壁畫,一方面是要看它的內容,壁畫反映了當時的人物,表現了當時的習俗和環境;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當時的藝術表現方法。這些內容,都值得我們後人不斷地去學習。

我在敦煌得到了很好的鍛煉,那個時候我十幾歲,經常跟着大人去學習,對着壁畫去體會,不用我爸爸催促進度,也不用我爸爸來具體安排,完全出於興趣的驅動,我主動去洞里臨摹壁畫。現在回顧這段時間,可以說,我的童子功就是在敦煌打下的。

圖:敦煌鳴沙山月牙泉 新華社發

再續前緣:林徽因先生與我和敦煌的相逢

新中國成立後不久,1951年的時候,我見到了林徽因先生。當時正在抗美援朝,周總理提出要開展活動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於是派人找到我父親,請他把在敦煌常年臨摹的東西拿到北京來,以此展示我們國家民族文化的重要性。我爸爸高興極了,把他們臨摹了十幾年的東西都拿到北京來了,但是當時的北京還沒有博物館也沒有陳列館,於是就在故宮午門的城樓上辦了展覽。

那時,我剛從美國留學回來,我爸爸就跟我講:“沙娜,你明天要陪着梁伯伯和梁伯母到午門城樓上參觀。”因為他們兩個人身體不太好。梁思成先生跟我爸爸是多年好友,他們經常有來往,他很羨慕我爸爸能在敦煌進行臨摹。因為通過壁畫可以研究很多古代的建築。他因為身體不好的緣故,曾經對我爸爸說:“你在那裡好好地干,我將來身體好了以後,也要去。”

所以那天,就是我陪着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婦去參觀,他們爬上午門城樓去看展覽,雖然很累,但是也特別激動。後來林先生就跟我聊,問我在敦煌的情況,跟我交流。一周後,她跟我爸爸講:“你讓沙娜到清華大學的營建系來協助我,做助教,我想對北京的工藝美術進行改造。”當時景泰藍已經很難發展,林先生提出要把我們傳統的工藝品景泰藍進行圖案設計的改進,用於現代生活所需,比如在掐絲這種比較先進的工藝中,用上敦煌的圖案。我那個時候沒有文憑,就在林先生的指導下工作。先生又聘了兩個人,是浙江美院剛畢業的兩個女孩,一個叫錢美華,後來成了景泰藍廠一個很重要的設計大師,還有一個是孫君蓮。當時林先生身體不大好,我們早上9點過去,她躺在床上,把她的思路告訴我們,我們再開始工作。可以說,是林徽因先生決定了我投身於藝術設計和教育。

敦煌花開:傳統綻放與現代設計需要平衡

後來為紀念新中國成立十周年,北京搞了十大建築,當時,我有幸被安排到人民大會堂的設計組,組長是奚小彭,他組織萬人大會堂的設計,其中宴會廳的天頂裝飾由我來弄。奚小彭建議我,把敦煌的圖案運用上。我就開始弄出好多方案。我們的工程師叫張鎛,我永遠忘不了他。他說:“沙娜你這個圖案很好看,但是你要注意,你的設計需要跟我們宴會廳的功能相結合,需要把通風口、照明結合起來。沒有照明,沒有通風口,你設計的圖案再漂亮也沒有用。”當時我設計的時候把敦煌藻井上的圖案運用了,但是最初的設計並不符合宴會廳的功能需要。於是我們就連夜修改,把敦煌的圖案和宴會廳的功能結合起來。張鎛最後很滿意,他說:“沙娜你看,修改以後,照明的問題解決了,通風口也解決了。既是傳統的,又是現代的,還跟功能相結合。”這件事情,給了我這一輩子都十分重要的啟示,這就是:設計不是一個人完成的,不是一個人簽個名、蓋個章,表示是自己創作的,它一定是合作共贏,共同完成的。參與人民大會堂的設計,讓我一輩子受益匪淺,我從此知道了設計不是想怎麼弄就怎麼弄,搞設計要跟時代、傳統、大自然、生活所需相結合,還要跟材料相結合。這一點很重要。

2007年開始,我跟香港志蓮凈苑合作。那裡的師父跟我說:“我們希望通過你,把敦煌的佛像藝術運用起來,引到我們香港的志蓮凈苑。”我就很用心,把敦煌唐代的45窟、328窟,盛唐的佛像,組合在一起。方案拿到那邊,對方很滿意,說這個很好。

盛唐是唐朝繁盛的時代,當時的用色是非常講究的,我把它恢復了起來。當時主要色調是石青、石綠、土紅、土黃。裝飾起來是深中淺,深的放在中間,與淺的組合在一起。每一個圖案不是綠就是綠、藍就是藍,而是分深中淺。這樣弄出來很豐盛,很漂亮。

這個設計前前後後搞了五年。其中2008年我因為患病需要手術,停了一年。我在接受治療後回到家,一邊放着音樂,一邊把佛像服裝的圖樣畫出來,這個創作對我身體的恢復也很有幫助。最後設計拿到香港,那邊的師傅們說,香港是很潮濕的地方,而敦煌比較乾燥,所以香港這邊的呈現,不能用敦煌的彩塑,需要用木雕。於是讓東莞的木雕工人來幫忙。我跟搞木雕的師傅一塊商量,把服裝、色調、圖案都按照我所畫的分深中淺的形式表現,還有背光都雕刻出來。弄完了以後,比例、尺度都相稱。最後完成的作品獲得對方的高度評價,說在香港再現了敦煌唐代的佛像風采。

人物的身份不一樣,表現形式也不一樣。所以我們搞設計,一定要按照它的功能、它的主題來設計。香港志蓮凈苑的這組彩塑,釋迦牟尼在中間,幾個弟子文殊、迦葉等在兩旁,各有各的特點,組合在了一起。志蓮凈苑專門用一個大堂擺放這組彩塑。我們傳統的佛教藝術在香港得以再現,這也是我們民族文化中相關內容的一個再現。

學習再學習:設計中傳統與感悟不應缺席

如何在我們的設計作品中融入中國的傳統文化?

我覺得大家需要先把我們的歷史學好。我們要學的東西太多了,方方面面要深入地去學習,敦煌是古代絲綢之路上各國、中國古代漢族以及很多少數民族共同創造的東西,也都是很好的。

同時還應該有專題性研究。敦煌的東西是取之不盡的,我專門做過一個專題,就是對敦煌的圖案進行研究。但是除了圖案,敦煌還有樂器、舞蹈、建築等內容,浩如煙海。一個人做不了那麼多研究,所以要有專題性研究,在研究的過程中,我們可以根據生產和生活所需,扎紮實實地研究。有了這個功夫,我們才能更好地發展,完成的東西拿到街上,能讓人一眼就看出,這個是中國的設計、中國的製造、中國的文化。我們民族的特色,民族的血脈、文脈要延續下去。

這些年來,敦煌的研究和保護做了不少,但我覺得還要繼續努力。我個人覺得,扎紮實實地在敦煌去研究並獲得的成果,還是不夠。有一些藝術家去畫所謂的“敦煌印象”,我看了之後,這哪裡是敦煌印象?有些就是草草幾筆,說是“印象”,這是不對的。還是要扎紮實實,不應該太浮躁。我們需要更多人下定決心,在敦煌那裡吃苦耐勞,好好研究、好好學習。學而問、問而學,有了真正的感受和感悟之後,再按照現實的需要去設計。對具有中國特色的優秀東西,我們一定要好好運用。畢竟,敦煌藝術寶庫到如今也就一千多年,我們還有五千年的歷史。所以方方面面都需要扎紮實實刻苦用心去研究,爭取真正的感悟。

圖:敦煌莫高窟 新華社發

圖:常沙娜花卉作品 資料圖片

除了努力研究優秀傳統文化以外,最重要的,還需要重視大自然的作用。工藝美院的老前輩雷奎元先生對我們的影響也很深。他曾經說過,我們搞圖案一定要進行花卉寫生,把各種各樣的花寫生完了以後,根據圖案的需要再進行設計。所以,臨摹花卉也成了我很重要的基本功。比如這幅畫(參見圖),畫了花以後我還加了蝴蝶,把生命的氣氛表現得更生動。

現在的年輕人,喜歡用高科技的東西。而我是“科技產品盲”,既不會用短信,也不會用電腦,我畫的東西都是手工的,有點兒落伍了。我認為,如果要大批量出產品的話,是需要高科技的。但是一個設計師的個人感受、設計思路,如果沒有自己親手畫過或者親自感悟,那是不行的。我聽說,現在好多同學搞設計的時候主要用電腦,並沒有自己事前去感受、去思考需要什麼造型設計,通過電腦一拼就算完工了,這個我覺得是不行的,應該先有來自內心的感悟才好。

現在的我們面臨著時代的變化,科技不斷在發展,人們對衣食住行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怎麼辦?我認為,設計領域是絕對不能放鬆的。在設計上,大小、比例、色調、尺度、功能、材料都很重要。現在有一些作品,我實在是欣賞不來,比如單純用骷髏頭作為一種裝飾,我覺得它沒有設計。我們的宗旨,要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這也是周總理過去提倡的“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現在時代發展,科技進步,如果我們不好好研究流傳下來的好東西,不好好發展我們的設計,我們民族原有的那些好東西就可能慢慢衰落。

“生命不息,跋涉不止”

我這一輩子什麼都經歷過,酸甜苦辣、成功挫折都遇到過。但是我一直是面對現實。我相信,每個人的一生就是這樣的彎彎曲曲,苦樂都有。今年我已89歲了,但是我還是很樂觀,就像我父親說的那句話,“生命不息,跋涉不止”,自己能做什麼,就繼續做什麼,保持高高興興的心情。我覺得人生應該這樣,有思想準備去奮斗,同時也要面對現實。現在黨中央也提倡並且鼓勵年輕人好好乾,為國家、為專業一直奮斗下去,我認為,這個精神很重要。

我出生於法國,但我熱愛我的祖國,我的很多老前輩,他們也愛我們這個祖國,要為自己的國家作出貢獻。我們現在發展得也很快,但是有一樣東西,我覺得始終不能忘,那就是絕對不要忘掉我們中華民族的特色,我們的文脈、我們的血脈,這些是中華民族的歷史傳承。

《光明日報》( 2019年05月18日 10版)